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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工人打螺絲？蘋果iPhone美國造，可能純屬幻想
加征關稅是否真的促使制造業回流美國，并讓美國人重返工廠從事低端生產，這一問題需要從多個維度分析現實數據和經濟邏輯。以下是關鍵事實的客觀梳理：
1. 制造業回流的有限性
短期數據波動：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（BEA）數據，2018年特朗普政府對華加征關稅后，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在2018-2019年出現短暫上升（年均增長約2%），但這一增速與2010-2014年的復蘇期（年均3.5%）相比并無顯著優勢，且2020年后受疫情和供應鏈中斷影響再度下滑。
長期趨勢未逆轉：美國制造業就業占比從2000年的13%持續降至2023年的8.3%，關稅政策并未改變這一趨勢。回流的企業多為資本密集型（如半導體、化工），而非勞動密集型的“打螺絲”崗位。
案例：
蘋果在得克薩斯州投資生產高端Mac Pro，但主要零部件仍依賴進口，本土創造就業不足500人。
福特將部分電動車型生產遷回美國，但自動化率超過70%，遠高于傳統流水線。
2. 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
就業意愿不匹配：美國失業率雖在2023年降至3.5%的低點，但制造業崗位空缺率長期高于4%（美國勞工部數據），顯示工人不愿進入工廠。低薪流水線崗位（時薪15-20美元）吸引力遠低于服務業（如物流、零售時薪相近且工作環境更優）。
技能缺口：波士頓咨詢集團（BCG）2022年報告指出，美國制造業中高級技工缺口達220萬，而低端崗位因自動化減少，形成“就業空心化”。
3. 關稅成本轉移與產業替代
消費者和企業買單：紐約聯儲研究顯示，加征關稅的90%成本由美國進口商承擔，最終轉嫁為商品漲價。2019年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估算，關稅使美國家庭年均多支出1,277美元。
供應鏈調整而非回流：多數企業選擇將產能轉移至越南、墨西哥等第三國（2023年墨西哥對美出口較2018年增長37%），而非回歸美國。
4. 政策激勵的局限性
《芯片與科學法案》等補貼效果：盡管拜登政府推出520億美元半導體產業補貼，但臺積電亞利桑那工廠投產推遲至2025年，且需從臺灣引進技術工人，本土就業創造有限。
自動化替代人工：回流企業普遍采用機器人（美國工業機器人密度達每萬人228臺，中國為322臺），進一步壓縮低端崗位空間。
5. 宏觀經濟影響
貿易逆差未改善：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從2017年的3,752億美元波動上升至2022年的4,029億美元（美國普查局數據），顯示關稅未能重塑貿易結構。
制造業占比停滯：制造業占GDP比重持續徘徊在11%左右，遠低于1947年的25%。
結論：事實與宣傳的差距
加征關稅在政治上被包裝為“重振藍領就業”的速效藥，但實際效果受制于：
全球化分工慣性：低附加值環節仍依賴海外低成本產能。
美國勞動力市場的本質變化：服務業數字化和零工經濟擠壓傳統工廠就業。
企業理性選擇：在關稅與補貼間權衡后，多數選擇“近岸外包”而非徹底回流。
真正回流的高端制造業（如半導體、新能源）創造的是高技能崗位，與“打螺絲”的敘事相去甚遠。這一問題的本質是美國在全球化產業鏈中定位升級的陣痛，而非單純通過關稅就能逆轉的結構性變遷。
